从371家到852家中国企业用十年在补这堂课-王真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2018年，A股上市公司在披露期内共有852家企业披露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仅有371家

伴随着两个重要的社会变量——互联网、个体权利——的崛起，社会和商业两者的关系正在重塑。未来十年，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目标，将逐渐成为与企业商业目标并重的经营指标之一。为什么我能够给出这个判断，是不是耸人听闻？

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说过：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其自身目标与其在社会中发挥的功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20世纪后期开始，商业企业逐步意识到社区(community)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stakeholders)，连接、构建、维护商业和社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仅关乎企业社会责任，也关切到企业的商业目标。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公司治理的运动，确立了“投资者主权”和“股东利益至上”。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为公司承担合同规定以外的风险（即所谓“剩余风险”）并有权取得“剩余收入”（即公司盈利）的，不仅是股东，还应该包括公司员工、供应商、销售商、所在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在内的利益相关者。

在未来的十年，更多的中国企业将认识到，经营回报之上的社会目标，也是非常重要、需要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中的一环。

社会目标，顾名思义，就是对社会（包括社区、环境、消费者）产生正面效益。社会目标达成的不好，往往会伤害其商业目标，尤其是在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大健康、食品消费、交通出行的领域，如果企业不能提供安全有保障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受损的不仅是社会目标，更是企业的商业目标。

从发道歉信到退市这些企业为何如此狼狈？

从近期几个沸沸扬扬的社会公众事件中就可一窥端倪。深陷乘客遇害事件的滴滴打车，暴露了顺风车社交产品化、司机端的灰色产业链、客服体系的混乱、安全和风控机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滴滴领导人程维和柳青以道歉信的形式，承认了要反省公司长期以来，一切唯发展和资本的价值观，并且对外宣称不再以规模和增长作为公司发展的衡量尺度，而是以安全作为核心的考核指标，组织资源权利向安全和客服体系倾斜。这时候滴滴才发现，轻视安全保障这些社会目标，将可能让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

又比如，因为销售假货伪劣产品而遭到人人喊打的拼多多（NASDAQ: PDD），上市短短一周，拼多多就面临着股价破发，机构做空，舆论讨伐，集体诉讼，信任危机。拼多多显然是低估了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意识的崛起，以及政府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决心。从表面来看，拼多多迎战的是一场声誉和公关危机，但归本溯源，如果不重审和完善商业模式和内控管理，从根本和源头做战略调整，它的公关危机和声誉风险将随时可能爆发。

至于生物医药行业因为关乎生命健康，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问题，后果更是灾难性的。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曾经硅谷独角兽的美国血检创新公司Theranos，被爆技术不实和商业欺诈，崩塌后再无回旋余地，曾经90亿美元的估值三年不到就灰飞烟灭。不久前东窗事发的ST长生生物(002680)，因篡改生产数据，生产效价不合格的疫苗，不仅企业高管被刑拘，公司黯然退市也成为早晚之事。

这些案例都揭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战略重要性：企业不能为了追求商业利润、效率、估值和股价，而放弃社会道德底线；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是企业商业战略中必须考虑的有机部分。

今天，在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和公民思潮的推动下，在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商业模式的环境中，企业与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关，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来的更加紧密。因此，企业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社会目标，才能更好地帮助其实现商业目标。

就比如你是一家互联网平台型的公司，享受着技术公司高估值的同时别忘了，作为特定领域的规则制定者，用户有权利期待你能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公平、隐私得到保护的交易场景，而后者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或者说是社会目标。从这一点说，滴滴作为颇有垄断地位的互联网打车平台，其社会责任/社会目标，与商业利益/商业目标，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看到，许多企业的愿景已经由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向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转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品牌公关的冠冕堂皇之辞。但不可否认的是，把承担社会目标提升到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地位——正在悄悄地成为了新的企业文化潮流。

尤其是公众公司（上市公司），比起非公众公司，因为拥有者广泛的投资者群体（他们同时可能也是消费者和用户），因此需要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好，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少国家，还规定了公众公司必须向发布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ESG报告。

一个数字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根据第三方机构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的数据，2018年，A股上市公司在披露期内共有852家企业披露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仅有371家。

作为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人，尤其是世界一流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立大学的捐赠基金、养老金等，也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考核指标之一。作为7-10年的长线投资者，他们最头疼的不是被投项目在某年的业绩不理想，而是触碰了道德风险的地雷，比如投资了长生生物这样的疫苗生产造假的企业，就是最大的投资风险了。

如何做企业听听孔子这三句话

总体上，我主张，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最好能够与企业的商业战略产生协同作用。简单来说，如果你是一家连锁的口腔诊所，那么CSR活动可以是能够体现主营业务优势的社区爱牙护牙的体检和宣教。如果你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那么投资一些罕见病创新药、清洁技术的的研发项目，并且孵化和培养这些项目，就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社会责任的实践了。再比如，如果你是一家商业银行，那么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息的贷款，为女性创业者提供技能提升的培训项目，这些都是企业社会目标的践行。

王国维曾说过， "古今成大事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我想起了《论语》中孔子说的三个境界。

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境界——修己以敬。作为企业主，好好经营企业，诚信合规，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员工提供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也未尝不是一个层面的社会责任的体现，这可以算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初级阶段。这个层面主要满足或者说配合的是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企业在运营着，就应当做好这些，社会目标是经营目标的附属品(sub-product)，或者说是企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达成的。

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二境界——修己以安人。企业应该在良好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目标的投入和成果。企业拥有清晰明确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使命，并且在商业活动中一以贯之。因为长期对社会责任的孜孜不倦的投入，公司品牌本身已经能够产生社会目标的联想。比如说，拼多多的正面教材——大洋彼岸的美国去年也出现了一家专卖便宜货的电商Brandless, 所有产品只卖3美元，所有产品无品牌，成交一笔订单后还要捐一顿饭。不到一年，就获得了软银集团2.4亿美元的C轮融资，并被评为“2017年硅谷最火的创业公司。价格低到逆天，收到货的顾客却交口称赞：优质原材、简约包装、有机环保。创始人希望Brandless可以重塑人们与商家之间的关系——直接、诚实、透明和民主。“Brandless不仅仅是建立一个社区，让人们寻找负担得起并符合他们价值观的日常用品，而且是在引导一种全新的现代消费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修己以安百姓。此时经营目标成了社会目标的附属品的一种境界，创造社会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商业利润，成为了企业存续和发展的首要目标。最高境界有一个特点，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往往是共生的，从用户（消费者）定位，到价值主张，都体现了为更多人带来福祉的价值主张。这类企业，在国际上被归类为社会企业，或者称为B-Corp（共益企业）。例如，阿里巴巴(NYSE: BABA)和蚂蚁金服的发展过程中，“使命”或者“解决具体问题的”的初心，而非单纯的利润，成为了公司前行的驱动力。2014年正式成立的蚂蚁金服，其名字的来源就是服务小微企业和草根消费者。阿里巴巴的社会责任观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内生于企业商业模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孔子说的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说的本是君子立身的不同层次，但是套到企业，就是从”做好企业“到”服务社区“再到”影响社会“，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目标也在升华。

正如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所言: “企业的目的必须在企业本身之外，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企业与社会是伴生发展的关系。我想说，社会责任也是需要经营的，社会目标与商业目标的达成一样，也是需要制定切实的战略、执行方案和KPI。当然，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也不觉得必要，需要花费精力去理解商业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福祉，以及去量化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企业家觉得“Do Something Good”, 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如果你读完这篇文章，能够有意识地战略性地考虑这个问题，将你的社会目标与商业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我的文章也算成功一半了。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