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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爆出婚外恋的前阿里合伙人蒋凡得到了阿里对其的处罚，被取消阿里合伙人身份，职级从集团高级副总裁降到副总裁。瞬间，阿里的处罚结果霸屏国内的两微一博，在阿里强大的公关团队的议程设置的攻势下，阿里保住了公司声誉(与社会公德和主流价值观一致)和底线（阿里对外口径是“蒋凡并没有触碰阿里的利益红线”）。而吃瓜群众们也给事件的主人公送出了“蒋凡‘大奕’失荆州”的调侃。
公司高管因私德问题殃及相关公司绝对不是孤例。不久前就有杰瑞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中兴通讯独立非执行董事鲍某明涉嫌性侵14岁养女一事。网上除了怒斥鲍某明的犯罪行为，追讨其刑事责任之外，与他有职务关联的两家企业，也焦头烂额地做了解除劳动合同和职务切割的紧急措施。
而似乎淡出人们记忆的去年京东(Nasdaq:JD)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明尼苏达的“性侵事件”，虽最终免于起诉，但该事件对于当时人，以及京东市值和企业形象的创伤和影响，就如伤口好了，还有留下了疤痕。此事件之后刘强东逐渐淡出公众，并且着手卸任京东系各家公司的职务，也被认为是明尼苏达事件的余波。创始人的私德行为已经成为了公司商业伦理的缩影，于京东而言，将刘强东IP与公司品牌割裂，有助于守住公司的声誉，重新赢回投资人和公众的信任。
对于公司治理完善的现代公司，在公关危机预案中已经预设了无数场景，有迅敏完备的公司发言人制度投资者关系(IR)、公共关系(PR)高度联动，如同坦克一样用厚厚的装甲把自己层层武装。但即使是这样的“重型坦克”，依旧能够被“穿甲弹”一发击穿，瞬间破功。在商业世界中，这样的“穿甲弹”就是“高管的桃色事件”，如同大动能、高强度的穿甲弹，可以瞬间击破公关防线，引发公司和市场的震荡。
然而，国内企业在做公关预案时，往往未将桃色事件引发的公关危机纳入预案中。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与“性”相关的话题总是比较隐晦；另外一方面，处理这些负面消息的传统公关手段就是删帖删稿，或者拿钱封口搞定。殊不知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及公民个体权利意识的崛起，以及监管和执法部门的专业水平的提高，过去那些伎俩无法有效地面对媒体、公众和执法的监督。
相比较，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高管私德影响公司声誉有不少零容忍的案例，具有严密的公司政策和公关预案。例如，2019年11月，麦当劳突然宣布解雇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Steve Easterbrook)的职务，原因是史蒂夫违反了公司政策，与一名员工拥有一段亲密关系。麦当劳在声明中：“他与员工产生双方自愿的感情关系，违反公司规定，且展示出极差的决断力。”
要知道，这位CEO于2015年3月起担任麦当劳首席执行官后，带领麦当劳取得了惊人的净利润增长，股价在其任期内上涨了139.44%。然而，麦当劳在主流媒体和华尔街开始大幅度反应之前迅速处置，将事件的影响降低到了最小，维护了一家面向大众品牌的公司声誉。
一言以蔽之，高管私德不是小事，高管私事也是公事。企业既要确保里子(无利益输送或者违法勾当)，也要护得住面子(公司声誉和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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