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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最后一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除了美国没有正式派出官员之外，“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吸引了近40个国家的领导人，并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密集的追踪报道和解读。
除了宏大的国家叙事，“一带一路”也吸引了国内外企业家们的关注。高峰论坛期间的企业家大会，召集到了世界500强企业中的90家、中国500强中的78家。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参与的央企100多家、民企200多家。并从民营企业的参与度来看，他们对于“一带一路”机遇抱有相当的热情，民企企业正在逐步成为中国“走出去”的新动能。
而这一变化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而形成的。
中资出海 民企从隐身到急先锋
1997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来。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没有包括民营企业的。“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走出去，形成开拓国外投资市场的初步规模。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在“走出去”的早期阶段，国企作为主力军，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第一家在美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青岛海尔，1999年4月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了美国海尔工业园，并且很快实现了生产和管理团队的百分之百的本土化。中国建筑集团同样也是国资背景，从2000年开始在南卡州公开竞标公共设施承包项目时，也受到过“身份”质疑，后来通过持续的社区投入和互动，增加了当地民众的认同感，也顺利拿下了更多的项目。
到了2007年之后，涌现了一批民营企业到国外投资兴业的潮流，尤其是到了2010年之后，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趋势更为明显，路径也从东南亚和非洲这些地区，进入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当时美国50个州中的33个州有在中国设立招商引资的代表处，州政府商贸代表处的工作重点也从促进中美贸易，转为吸引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
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投资在2010年?2016年期间发展迅猛，并且于2016年达到了一个分水岭——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在华的投资。
2017年之后，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陡然下滑。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了基于“经济安全”考量的对于外商投资的审查力度；对来自外国资本的兼并收购的审核关切，已经从单纯的国家安全扩展到了经济安全的范围，并且扩大了对于交易类型的审查。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不再鼓励企业对于海外房地产、酒店和娱乐设施这些依赖金融杠杆而“华而不实”的投资。因此，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总体上，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热情趋势并未改变。
而在互联网时代，据WPP联合Google发布的2019年“中国出海品牌50强”的报告，最新的趋势显示，移动互联网公司出海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当然其中不少是通过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出海方式——移动互联网公司的市场拓展路径已经不再局限于“先国内再国外”，而是直接选择落地海外。以区块链为例，最顶尖最活跃的开发者社群在欧美国家，因此直接在欧美建立核心团队能够以较低成本高频率地于当地开发者社区直接沟通。
在美中贸易磋商大概率达成协议的共识下，双方在贸易争端的棘手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包括关键市场准入以及如何逐步取消惩罚性关税。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中国企业，或者说在全球化中高度融合的国际型企业，对重振双边投资都有着很高的期待和愿景。
在这一愿景中，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化的、由中国民营企业作为主角的的对外投资，或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对外施展软实力的正确姿态。我记得十年前摩根大通董事长Peter Lighte就曾说过，“软实力对于中国尤为重要，而软实力是由民间产生的，而不是政府主导的。”
“软实力是由民间产生的”
比起央企国企的高调海外收购，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似乎微不足道。对于一笔几千万美金的“绿地投资”来说，它更大的意义在于雇佣了本地员工，为当地社区的繁荣作出了贡献。2010年当时还是财经记者的我，受邀来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不仅采访了州长Mark Sanford、州政府商务部，而且实地踏访了几家典型的民营企业。我清晰留下的感悟是，比起签订大豆和飞机的合同，这些草根的民间投资活动，更直接地影响到了美国民众对中国软实力的印象，而美国政治是受民意影响的，在微观经济中建立中美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
这种对外投资的软实力，还体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须要努力成为模范的企业公民。比如美国人就比较现实，他们关注企业的工作环境如何，员工待遇和福利如何，企业文化是否贴近本土；如果是制造业的企业，那么环保、排放和安全设施是否到位，未来是否会扩大投资；如果是收购海外公司和品牌，那么是否能够保留过去的核心团队，并发展他们。坦白地说，到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尤其是没有国资背景的民营企业，更有条件从一开始就定位为目标国的本土公司。
当然，随着中国越来越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主张和倡议，避免不了传统意识形态势力下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讨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无论国资民营，作为中国实力对外展现的一部分，也避免不了被裹挟在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中。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无线通信网络供应商华为。就在不少国家抵制华为参与其国家的5G建设之际，华为通过其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所施展的竞争影响力无法让任何国家能够完全忽视。又比如，中国列车制造巨头中车集团，为了在美国形成本地制造，于2017年来马塞诸塞州Springfiled投资设厂，但之后遭到来自美国新闻界的批判不断，而一部分敌意就是源自于中车的央企背景及其庞大的规模。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往大处说，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光靠言辞沟通解释可能是隔靴搔痒；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共同做一些事情，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从微观层面讲，来自民间的绿地投资，为目标市场带来经济活动，为社区创造就业机会，其实是最好的融合(Engagement)；而对于跨境并购来说，兼并收购之后的整合、保留和发展，才是展现软实力的开始。
与此同时，抛开地缘政治，对于境外投资的企业，如何适应监管要求，尊重本地市场法规、社会和商业伦理，这些说到根本，都是技术上和专业层面的事务，是企业成功走出去，走得稳的必修课。
例如，抖音的国际版TikTok，虽然在海外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商业成功，但其产品由于对未成年保护的不到位，涉嫌泄露个人信息和侵犯隐私权，而受到了目标国监管部门的严厉审查。在美国市场，TikTok以支付57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3808万元）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解。而印度作为TikTok最核心的海外市场，今年4月印度联邦政府以该软件鼓励色情内容，容易使儿童受到性侵犯而封禁TikTok。
中国企业走出去，了解国际舆论环境，也同样是在教训中成长。依然以华为做例子。作为一家非公众公司，华为的高层此前甚少直面媒体，其创始人任正非接受采访的例子更是屈指可数。在公司治理透明化的今天，华为这样过于“神秘”的企业的确更容易受到外国的质疑和攻击。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孟晚舟事件”后，任正非站到台前，直面镁光灯，过去一年接受的采访的频度和广度超出了过去十年的总和。
总之，中国企业走出去好比“跨洋游泳”，呛水当然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溺死几个也不稀奇。但是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就一定不会畏惧风浪。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是硬实力的输出，更是软实力的展现。没有地缘政治包袱的民营企业，创造的是民间的经济活动，讲述的中国故事更纯粹，也更容易被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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