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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股东大会——怎样才是股东大会召开的正确姿势?

六七月是大考的季节。近日正值上市公司集中召开股东大会,这对上市公司而言无异于一场大考。相比莘莘学子鱼贯赴考,成人世界的“大考”要光怪陆离的多,媒体中报道的奇葩事情令人目不暇接。比如,新三板被强制中止挂牌的中科招商,面对股东的抗议和诘问,以及原定会议场所遭到围堵,董事长溜到一辆大巴车上开起了股东大会。还有ST天业(600807.SH)的股东大会,中小股东为了参加股东大会,提前数周在会场外打地铺,还有媒体报道称有投资人手持参会证,却被强行架出。
 
再有几乎没下过中美两国报纸版面的中兴通讯(000063.SZ),其股东大会则是一副令人沮丧的哀兵之态。有十多个散户问,公司股价下挫60%,谁来为小股东的股票损失买单?遭遇美国禁售令,公司的正常经营几乎瘫痪,为什么还把独立董事的津贴从13万提高到25万?面对投资者的愤怒和无助,中兴管理层的回答似乎无论如何都很难让人满意。全媒体时代,这些股东大会往往被迅速搬上了新闻头条和社交媒体,并被多元地呈现和解读。
 
股东大会其实也是企业经营者面对投资人、财经分析师的一场公关活动。从本质上说,股东大会从侧面折射出一家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有的公司经营有方,股东大会言笑晏晏,衣香鬓影,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气吞山河;有的公司股权斗争激烈,股东大会好似鸿门宴,风波诡谲,暗流涌动,人人自危;有的公司经营出了状况,股东大会更是凄凄惨惨,恨不得取消作罢。
 
我们看中国公司的股东大会,经常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它缺少流程演练,预案管理。尤其对于投资者关切的问题,很多明明不难预测,却似乎没有任何话术的准备。
 
比如去年ST海润(600401.SH)的股东大会,有投资者问公司高管,计划如何扭转亏损的局面?现阶段面临的危机如何扭转?但在场的几位公司高管竟然无人回答。今年的中兴通讯股东大会,有小股东在现场表示,亏了100多万,被银行平仓还欠30多万,小股东的损失谁来负责?董事长殷一民沉默了有半分钟,才挤出了一句“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现实“,然后就试图把话筒从嘴边挪开。
 
作为企业的管理层,企业经营的好不好,日子过的红火不红火,应该是最清楚的。投资者的关切点在哪里,这些关切点在股东大会上,将被如何表达和问及,又应该由谁来回答,如何回答,才能更好地安抚投资者,这些需要做好充分的预案和演练。
 
欧美大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者投资者会议,公司管理层、财务、法务,以及投资者关系专员,都会提前就投资者关心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做好周密的预测并提前演练。研发部门的人回答什么,财务部门的人回答什么,董事长回答什么,首席财务官又回答什么,都会有一套详尽的预案,甚至请外部的专家顾问来做沙盘推演。
 
当然,国内公司也有表现非常成熟而专业的。比如今年平安集团的业绩说明会,全程没有冷场。一些抛给马明哲的棘手问题,手下的几个高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回答的滴水不漏。
 
小股东的权利:一把双刃剑
 
股东大会呈现的众生相,究其本质,可以归结到了背后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小股东的权利。国内因为没有集体诉讼的顺畅通道,小股东维权行动往往很难开展民事诉讼。比如,中兴的股东大会结束后,十几名小股东相互发泄不满,也有人提起应集体起诉中兴,但有担心势单力薄,而不了了之。
 
但,即使没有出现打官司的情况,站在上市公司的角度,如何处理投资者关系,也是一个大命题,大学问。对于中国A股的散户和机构投资者来说,上市公司就是一支股票,或者是他们资产配置、投资组合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企业经营者眼中的一家公司。因此,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博弈,大股东和小股民之争,分红还是扩大经营,这些不理解和斗争将永远存在。
 
那么,如何化敌为友,把持好小股东手中的双刃剑呢?让我们来看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吧。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小股东的维权行动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这里暂时沿用西方国家使用的“股东维权行动“(Shareholder Activism)一词。在西方发达国家,股东维权行动也是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在美国,是从80年代开始出现股东维权行动,起先主要针对经营不善的小公司,如今已经发展到更为复杂的一层,尤其是在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所支持的股东维权行动,甚至成为了公司管理层抵御“门外野蛮人”的保卫战。这些股东维权行动,目标包括了经济方面的(例如推动经营方针、财务结构、成本预算的改革,来提升股东权益的价值),以及非经济方面的(例如从某些国家撤资,或者加强环境保护的投入)。当然,维权股东的运动,很多时候与上市高管的千万高薪与股东分红的落差有关,积极分子在获得主流财经媒体的报道和曝光的同时,结合社交媒体发声,便迅速获得高能量的影响力。而成为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关系专员,每年必须投入大量精力来处理的常态问题。更有甚者,股东维权行动能够施压公司的兼并和收购这些重大经营事项,例如2005年小股东建立了社交网站来声援抗议MCI与Verizon的并购一案。
 
拉回国内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是保障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即使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而归,我们需要确保的是程序的公平和正义,以及那么一点儿人性的关怀。比如说,能不能温柔地对待投资者,股东大会的选址不要在驱车一个半小时的地方,大热天让投资者们跋山涉水地去开会,本来就情绪不佳,心里就火,这不是火上浇油嘛。又比如,能不能平等地对待大小股东,即使被诘问和质疑,也给予认真的回复呢?公司经营不善或者遭遇重创,导致小股东动不动损失几百万,那就让他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达和牢骚的权利呗。
 
当然,国内的中小股东,也不是人人都文明。其中也不乏觉得没有赚到钱,参加股东大会,就是为了“刁难”和“肇事”的。有拷问董事长近三天股价的,答不上来就是不关心股价、草菅股民;还有的干脆拉起横幅,“股东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几个大字,维权意识非常强烈,还要拍照留念,上传视频。如此这般的股东大会,也是另外一番景象,需要公司管理层的加倍的智慧和耐心。
 
同为“不喜冲突”“重视和谐”的亚洲文化的日本,在历史上也出现过股东大会的闹剧和不堪。每年六月,当股东大会密集召开的时候,东京警察厅甚至需要派遣警力来维护治安。日本的股东大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是一种“仪式”,公司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与投资者真诚沟通,这后来滋生并助长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总会屋”(即股东大会)的集体丑闻。日本的公司管理层为了让股东大会进行地和谐完满,起先是贿赂个别“搅局者”,让他们息事宁人,后来发展成雇佣“搅局者“来干扰合法小股东的合法提问和发言。包括三菱、大和证券、日航证券、野村证券、日本电力、第一劝业,明治制果这些日本最著名的公司,都不幸卷入其中,部分公司管理层为此锒铛入狱。
 
在借鉴了国外的经验教训之后,就要对小股东的维权行动做好执行层面的充分准备。
 
第一,面对股东大会上抛来的极具挑战甚至挑衅的问题,打开、迎接、倾听、看见。做“鸵鸟状”,忽略甚至无视,绝对不是明智之举。股东大会上会被问到哪些问题,由谁来回答,怎么回答,如何安抚情绪,这些准备工作再怎么重视和谨慎也不为过。
 
第二,在股东大会前后期间,注意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上的一言一行,可能不会在会议纪要中记载,但很有可能通过媒体(包括社交媒体)被传播和放大。如今,记者买了股票而进入股东大会,或者小股东通过社交媒体直击股东大会,亦是屡见不鲜。如果说社交媒体是股东表达情绪,表达意见的主战场;而主流财经媒体上的曝光,将做实流言,并演变成危机公关。单从媒体报道的标题来看——“直击中兴股东大会 董事的无奈和散户的无助”“心酸!市值曾达1300亿的巨头竟在大巴上开股东大会”“直击ST天业股东大会闹剧:手持参会证不能进,有人被强行架走”——就已经构成危机公关的要素了。
 
第三,拿出货真价实的解决方案,来满足投资者的根本诉求。巴菲特曾经用一句话道破了应对股东维权行动的最佳方法,即回归到“根本”(Return to the Basics) ——这无非是做好商业,提升公司价值,为股东创造利益。当然,有时候,各方的利益和诉求是不一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所有的冲突都是利益之争的表现,总有一方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关键是站在你的立场,你准备牺牲谁的利益。这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更是人性的问题,没有人能代替你做决定。
 
最后,我想说,中国资本市场将不断开放,从2003年批准首支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股票,到2015年QFII额度累计突破670亿美元,并全面放开投资额度上限,再到迎来到沪港通、深港通,终有一天中国A股将与国际全面接轨。鉴于此,对于中国的公众公司而言,如何组织一场高水平的股东大会,如何双向地与投资者对话,是企业最高层必须开始考虑的战略决策,尤其当企业陷入困境和危机之时,这是企业赢得支持者,还是招来破坏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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